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起中美貿易戰以來，雙方經歷了多輪關稅升級與艱難談判。2025年，特朗普第二任期上臺，貿易戰進一步白熱化。美國對華商品加征145%關稅，中國以125%關稅反制，高關稅水平標志著中美經濟關系進入戰略對抗新階段。談判的復雜性與艱難性源于發展模式、意識形態、經濟結構、制度分歧及戰略博弈的深層矛盾。

▲2025年4月2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關稅行政命令。 路透社

一、美國對華政策：Project 2025的強硬藍圖

Project 2025是特朗普政府智庫制定的政策框架，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對手，旨在通過經濟、技術和地緣戰略遏制中國。其核心措施包括：

1. 經濟技術脫鈎：對華商品加征145%關稅，限制中國企業收購美國資產，禁止對華高科技投資。

2. 技術封鎖：嚴格限制半導體、AI、量子計算等技術出口，切斷中國獲取先進技術渠道。

3. 地緣圍堵：強化對臺軍售，深化AUKUS和Quad合作，加劇南海和臺海緊張。

高關稅推高美國物價，供應鏈中斷重創制造業，引發企業與消費者不滿。部份智庫質疑脫鉤效果，認為美國自身損失可能超預期。

二、中國對美回應：強硬與韌性并重

中國以戰略韌性和強硬姿態應對，強調捍衛發展權與主權。主要措施包括：

1. 報復性關稅與資源限制：對美商品加征125%關稅，取消波音飛機等科技產品進口，稀土斷供，重創美國農業、科技、軍工和新能源產業。

2. 供應鏈多元化：深化與東盟、俄羅斯、非洲貿易，2024年對美出口依存度降至12%，2025年預計進一步降低。

3. 科技自主：2024年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升至2.8%，重點投入半導體、AI、量子技術，2025年預計突破3%。

4. 外交佈局：通過“一帶一路”和RCEP鞏固國際支持，抵消美國孤立政策。

中國采取“以戰促談”策略，展示經濟韌性和戰略自信，迫使美國重新評估高關稅成本。

三、核心矛盾的結構性根源

中美貿易談判的復雜性源于以下深層矛盾：

1. 經濟結構差異：美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，反對中國國有企業補貼和強制技術轉讓。中國堅持國家主導模式，優先發展高科技產業，2024年出口佔GDP比重約20%。

2. 制度分歧：美國要求中國全面市場化改革，中國視此為主權干涉，強調自主發展模式。

3. 貿易逆差爭議：2024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約3,800億美元，美國指責中國“不公平貿易”。中國認為逆差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自然結果，歸因于美國消費驅動型經濟。

這些矛盾導致談判目標背道而馳，美國希望改變中國經濟模式，中國視其為霸權干涉，談判頻頻陷入僵局。

四、中國立場：以戰促談，主動權在握

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和巨大市場體量，強調“打，奉陪到底；談，大門敞開”，指責美國單邊挑起貿易戰，要求美方率先取消高關稅。具體措施包括：

1. 精準報復：稀土斷供，暫停美國大豆、飛機，液化天然氣進口，針對美國農業、能源產業加征關稅，加強在華美企合規審查。

2. 內需驅動：推動“雙循環”戰略，2024年內需對GDP增長貢獻率達60%，2025年預計升至65%。

3. 國際協調：通過金磚國家、RCEP等平臺，以及日本、韓國和英國等新大宗交易，擴大影響力，抵消美國圍堵。

中國通過經濟韌性和強硬姿態，力求掌握談判主動，避免全面脫鉤對全球經濟的破壞。

五、貿易戰降溫的現實路徑

高關稅對雙方經濟造成顯著壓力。美國消費者面臨物價上漲，制造業因供應鏈中斷承壓；中國出口下滑1.5至2%，2025年經濟增長可能放緩至4.5%。經濟壓力促使雙方探索降溫路徑：

1. 關稅降級：美國下調145%關稅，中國同步下調，重建互信。

2. 合作突破：在打擊芬太尼等毒品流入美國上達成共識，為談判營造積極氛圍。

3. 階段性協議：重啟“第二階段”貿易談判，聚焦知識產權保護、市場準入，中國承諾增購美國農產品和能源。

4. 多邊協調：通過WTO或APEC引入歐盟、日本等第三方調解，制定折衷方案。

5. 有限科技合作：美國放寬非敏感技術出口管制，中國加強美企在華知識產權保護，換取稀土等資源穩定供應。

6. 危機溝通：重啟中美戰略經濟對話，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，避免誤判升級。

六、結論

中美貿易博弈已超越關稅戰場，演變為制度模式、技術路線和發展哲學的體系對決。Project 2025凸顯美國遏制決心，中國以“以戰促談”應對，導致談判僵局。高關稅不可持續，經濟壓力迫使雙方尋求妥協。關稅降級、階段性協議、毒品合作等是最現實的降溫路徑，有助于緩解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沖擊。

未來，中美關系短期內難以根本改善，但通過有限合作和危機管控，雙方有望在競爭中保持動態平衡，避免全面對抗。談判成功取決于能否在戰略分歧中找到務實交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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